林莹︱论古代小说人物叙述的“文本参与”功能

《金瓶梅》第十五回插图，崇祯本

本文原刊于《文艺研究》2020年第3期，责任编辑陈斐，如需转载，须经本刊编辑部授权。

摘 要 以往中国古代小说人物研究受西方理论及传统评鉴思维的影响，多关注人物的“行动者”和“真人化”层面，对植根于本土文学发展传统的人物“文本参与”情形习焉不察。所谓“文本参与”，即小说人物参与文本构建的现象，着重表现为发挥与小说叙述相对应的人物叙述功能，以此与小说叙述分工合作，从而确保小说整体性的维护（照应与贯通）与立体性的拓展（并进与分化）。鉴于整体性与立体性乃章回小说生成之必要条件，人物叙述文本参与功能的开掘，可为观察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历程、探索小说文体特质提供一个重要的新视角。

　　人物是小说的核心要素，也是小说研究的经典场域。然而，与小说其他方向的突破相比，人物理论的推进向来颇为受限。查特曼感叹“文学史和批评界关于人物理论的探讨多么寥若晨星”[1]。里蒙-凯南亦不讳言，“关于故事事件及各事件之间的联系的研究已有相当显著的进展，而关于人物的研究却并无进展”，“建立一套系统的、非还原性的、但也非印象主义的人物理论仍是当代诗学所面临的挑战之一”[2]。

里蒙-凯南《叙事虚构作品》英文版目录

　　这样的困局是世界性的，中国古代小说概莫能外。细绎之，至少有两大积弊阻碍了古代小说人物理论的深入研索。其一为“行动论”，从亚里士多德时代到叙事学仍占一席之地的时下[3]，把人物简单等同于行动者的成见仍在持续；其二为“真人化”，论者习惯聚焦于人物的形象、性格、心理和品质，“与现实生活中的评骘臧否人物并无多少区别，没有体现出小说人物生存的特别界面”[4]。事实上，这两个问题分别指涉小说人物的两种常见分类：情节人物和性格人物。从逻辑上看，第二个问题又是由第一个引发的：设若读者始终留意人物的一举一动，便易一脚踏入共情或评判的立场，深陷“真人化”的泥淖而不自知。纵是那些呼吁从强调人物外在行动转为关注其内心世界的声音[5]，也不过是把问题从第一个切换到第二个。面对这一窘境，人物文本参与功能的发掘，或为突出重围提供了一种有效路径。

一、 人物“文本参与”的两层内涵

 

　　所谓人物“文本参与”，意指人物参与小说文本构建的现象，是相对于在情节发展中承担具体行动而言的；当然，发挥文本参与功能的人物，多数情况下也兼为行动的承担者。具言之，文本参与包括两层内涵：一指显性的在文本世界的简单连缀，二指隐性的在人物叙述层的复杂表现。本文的阐述重点在于后者，然若不辨二者分别，便无以明示后者之由来及意义，故此先申论前者。

　　人物连缀文本是小说故事单元拼接的基本手段。以唐传奇《古镜记》为例，小说前半段述王度之游历，后半段转录其弟勣之行迹，如评者所言：“有此段才有转折，度所未尽者，勣又一一券其妙矣。”[6]换言之，全文不仅借古镜这一“功能性物象”[7]串联情节，也借王度、王勣二人衔接了前后板块，人物对于文本连缀的作用不言自明。又如话本小说《穷马周遭际卖䭔媪》，其文言本事仅将马周“客店恩遇”和“长安发迹”两个情节生拼硬凑：“西至新丰，宿旅次，主人唯供设诸商贩人而不顾周。周遂命酒一斗独酌，所饮余者，便脱靴洗足，主人窃奇之。因至京，停于卖䭔媪肆。”[8]话本则悉心赋予了店主“卖䭔媪之舅”的新身份：“王公道：‘马先生大才，此去必然富贵。但长安乃米珠薪桂之地，先生资釜既空，将何存立？老夫有个外甥女，嫁在彼处万寿街卖䭔赵三郎家。老夫写封书，送先生到彼作寓，比别家还省事。更有白银一两，权助路资，休嫌菲薄。’”[9]经此改动，具名为“王公”的店主不再只是故事中慧眼待客之人，他更参与到小说文本构建中，顺水推舟地将叙事镜头从新丰移至长安，成为系联上下文的天然纽带。这种人物文本连缀功能，对《水浒传》[10]《儒林外史》[11]《镜花缘》[12]等人物繁多且以某一集众目标（聚义、祭祠、赴试）为主旨的长篇小说而言，更显事关重大。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西游记》中的红孩儿、《红楼梦》中的贾雨村也扮演了连缀文本的角色。拎出片段单看，红孩儿之于铁扇公主及如意仙的故事[13]、贾雨村之于黛玉进贾府前的经历[14]，皆非不可替代，但对满足绵长文本的连缀需求来说，又无不举足轻重。

《古今小说·穷马周遭际卖䭔媪》插图，日本法政大学图书馆藏明刊本

《古今小说·穷马周遭际卖䭔媪》插图，日本法政大学图书馆藏明刊本

　　但是，文本的连缀并非永远有效。但凡篇幅持续扩容，无论世代累积抑或文人原创小说，终归要直面同一难题：如何在简单连缀之上获取更高程度的有机统一。此时，隐性而复杂的人物叙述层面文本参与便派上了用场。有学者指出了“章回结构在长篇小说生产方面的便利性”[15]，而这种便利性的生成，可部分归功于人物叙述文本参与的粘合效应。如果说人物连缀文本式的参与还是任凭小说家摆布的结果，那么人物开辟出一个新的内在叙事层（人物叙述层）的参与方式便超越了其静候作者操控的被动性，由此利用自己的“发声权”（人物语言）投身文本构建，与既有的小说叙述层展开分工合作。

　　人物叙述的文本参与功能殊为重要，它既是小说人物价值的关键表现，又是古代小说文体构成的核心成分。人物叙述文本参与能力的提升与小说文体的演变相辅相成，因此，透过人物叙述的文本参与现象，古代小说的发展取径得以浮现，其文体意识也将有所凭依。略显遗憾的是，古代评点和已往研究对此问题至多随文漫批或略带旁及，尚未提炼出完整的理论命题[16]。本文将从横、纵二维试发其覆，以求展开系统化、有深度的理论考索。

二、 照应与贯通：“文本参与”对小说整体性的维护

 

　　人物叙述的文本参与，最初发端于补足小说叙述限知的需要。试观《西游记》二例：

　　行者道：“这伙强神，自换了龙马，一向不曾点他，他倒又来弄虚头！”八戒道：“哥哥莫扯架子。他怎么伏你点札！”行者道：“兄弟，你还不知哩。这护教伽蓝、六丁六甲、五方揭谛、四值功曹，奉菩萨的法旨，暗保我师父者……只为这一向有了你，再不曾用他们，故不曾点札罢了。”[17]

　　沙僧道：“二哥原来是有嫂子的？”行者道：“你还不知他哩，他本是乌斯藏高老庄高太公的女婿。因被老孙降了，他也曾受菩萨戒行，没及奈何，被我捉他来做个和尚，所以弃了前妻，投师父往西拜佛。”[18]

行者两次以“你还不知”开始的讲解，分别导出诸神暗佑收白龙和大圣除魔高老庄的往事。二事各在距上引文字的五六回前（第十五回[19]、第十八至十九回[20]），由小说叙述者道出，读者并不陌生，唯对八戒、沙僧二位“后来者”而言属于“新鲜事”。行者所述是为了补足二人限知的信息。像这样时刻留意限知内容并及时加以弥补的作法，是一切行文缜密的小说家所欲尽力达成的。只不过，这类人物叙述终究旨在弥补限知的罅隙[21]，与自觉的文本参与尚有一步之遥。

　　那么，人物叙述自觉的文本参与有何表现？一是重提旧事的“温笔”，指人物在非必要的情况下（前述弥补限知则是必要的）重温前文，使绵长的文字序列共享某些值得反刍的重要内容。二是收结前事的“结笔”，即以人物叙述收束此前小说所叙的人与事，而使小说首尾完具，贯通条畅。由于人物叙述与小说叙述已分作两个叙述层，这两种文本参与始终在人物叙述层展开，从不妨碍小说叙述的如常推行。

　　先看人物叙述之“温笔”。三国英雄常借他人之口或夫子自道当年之勇[22]，取经路上消息通达的妖怪、详知底细的仙神和行者本人都乐于追忆“闹天宫”的旧事[23]，儒林中人亦屡以闲谈“联络”“借挽”前文[24]。凡此种种，不唯渲染往事之重要，更可不断巩固这些段落之于小说整体的隶属意义，遂使文本结构益趋严密。鉴于旧事重提多由当下瞬间触发回忆，这类“温笔”还能灵隽、自由地随时重返历史现场，好比《金瓶梅》写灯节之夜潘金莲、孟玉楼临街调笑，路人信口便将“金莲往事，无意中又闲提一过，前后之脉落俱灵”[25]。

《金瓶梅》第十五回插图，崇祯本

　　旧事是珠子，旧事重提即引线串珠，将不同故事单元绾聚一处。更重要的是，这种在人物叙述层进行的“温笔”，还应和着事件在小说叙述层的沉积次序。证之以百回本《西游记》，书中的人物叙述事实上敲定了“八十一难”在时间轴上的先后关系，从而协助百回本获得较之早期西游故事更稳定的整体性。书叙菩萨将金箍儿递给红孩儿时对悟空说：“这宝贝原是我佛如来赐我往东土寻取经人的‘金、紧、禁’三个箍儿。紧箍儿，先与你戴了；禁箍儿，收了守山大神；这个金箍儿，未曾舍得与人，今观此怪无礼，与他罢。”[26]菩萨寥寥数语提及两件旧事，变相落实了取经人先遇守山大神、再逢红孩儿的患难次第，果是“好点缀”[27]。此时的菩萨既身处收妖排难的情节中，又跳出了情节，作者凭借人物叙述维护了文本的整体性。清人蔡元放胪列是书此类笔法，曰：“《西游记》之书，其中文字虽不在于穿插照应，而应有穿插照应处，又未尝不随处见之。如第十七回观音收黑熊，第二十六回行者因求方至南海，观音命守山大神去迎，大神叫‘孙悟空那里去’，行者道：‘当时不是老孙饶了你，已做了黑风山的尸鬼矣’云云，是以五庄观之草还丹而照应黑风洞之熊怪，妙在有意无意之间……其他在前事而伏后事，因后事而提前事，或于事中点缀，或于口中提掇，旁见侧出，明调暗逗，不可胜数。”[28]大体而言，书中“温笔”可分三类。一是如前引“收红孩儿”和此处“收黑熊怪”例，以人物叙述重提已历之劫，又见诸第五十九回道人提及第二十一回灵吉菩萨降黄风怪事[29]，第三十九回老君回忆第三十五回平顶山降魔事等[30]。二是如前举“闹天宫”例，以人物叙述重提主角往事，如第五十二回行者感慨“原来是这件宝贝！当时打着老孙的是他”[31]，指涉第六回被金刚琢打倒事；第五十七回八戒请缨到水帘洞找行者时云“我前年因师父赶他回去，我曾寻他一次”[32]，指涉第三十回“意马忆心猿”；第八十回行者言语敲打八戒“替人家哄了招女婿，绑在树上哩”[33]，指涉第二十四回“四圣试禅心”。三是以人物叙述提示小说叙述的细节，第六十二回行者道明前一回牛魔王在碧波潭走失辟水金睛兽之处便是。总的来说，前两种人物“温笔”与所涉小说叙述间隔较远，后一种常不出一两回外。蔡氏以“穿插照应”概括这一现象，举例详尽，心细如发。但他尚未发觉，这些例证的存在丝毫离不开人物叙述。此类笔法在在皆是，足证人物以“温笔”参与文本之频繁与深入。

《西游证道奇书》“读法”之四十九，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刊本

　　再看人物叙述之“结笔”。文言小说《张遵言》写苏四郎护送有恩于己的张遵言出行，先后遭遇了索取张氏的两拨鬼叉：

　　遥见一冢上有三四人，衣白衣冠，人长丈余，手持弓剑，形状环伟……四郎问何故相见，白衣人曰：“奉大王帖，追张遵言秀才。”言讫，偷目盗视遵言。遵言恐，欲踣地。四郎曰：“不得无礼！我与遵言往还，君等须与我且去！”四人忧恚啼泣……更行十里，又见夜叉辈六七人，皆持兵器……四郎曰：“遵言我之故人，取固不可也。”夜叉等一时叩头流血而言曰：“在前白衣者四人，为取遵言不到，大王已各使决铁杖五百，死者活者尚未分。四郎今不与去，某等尽死。”[34]

如段末引语，后一拨夜叉登场讲述了前一拨的下场，此即人物叙述之典型“结笔”。这种“结笔”在章回小说中相当普遍。《西洋记》临结尾处叙酆都国崔判官审三十二宗案，即借判辞的形式，以人物叙述逐一收结小说叙述的未决之事[35]。人物“结笔”在章回小说兴起前尚非必要。唐传奇近承六朝杂传、远续史著纪传，多照顾一人首尾，“因人记事，记其始终”[36]，故仅需在一文之末记明其人归宿。至说话勃兴之宋元，说书人为免听者追问，自当尽力交代每一人物、支线的去向，具体策略是在人物最后一次现身时，将叙事时间往后调拨，通过“此是后话”的说辞顺势撇清。这种说辞与说书人的其他套语一样，在早期章回小说里有所遗存。《金瓶梅》中苗青案的完结，即是以“看官听说……此系后事”的横插一笔来实现的：

　　蔡御史起身……临行，西门庆说起苗青之事……蔡御史道：“这个不妨，我见宋年兄说，设使就提来，放了他去就是了。”西门庆又作揖谢了。看官听说：后来宋御史往济南去，河道中又与蔡御史会在那船上。公人扬州提了苗青来，蔡御史说道：“此系曾公手里案外的，你管他怎的？”遂放回去了。倒下详去东平府，还只把两个船家决不待时，安童便放了。正是：人事如此如此，天理未然未然。有诗单表人情之有亏人处。诗曰：公道人情两是非，人情公道最难为。若依公道人情失，顺了人情公道亏。胡知府已受了西门庆、夏提刑嘱托，无不做分上。要说此系后事。当日西门庆要送至船上，蔡御史不肯，说道：“贤公不消远送，只此告别。”西门庆道：“万惟保重，容差小价问安。”说毕，蔡御史上轿而去。[37]

西门庆送行的情节中，忽然夹入颇具话本意味的故事单元，这在章回小说里多少显得有些突兀。崇祯本或缘此而略加删改，在语体上更接近案头作品了，但胡知府受托息事的结尾却也随之刊落了。实际上，如欲兼顾线索完备与风格连贯，即当充分利用人物之“结笔”，将事件交由人物叙述来收结。同书中翟谦来信云“杨老爷前月二十九日卒于狱”，书信作为人物叙述的一种变体，便捷地完结“冷案”[38]；薛嫂帮春梅物色丫头时碰巧领来黄四家的，亦趁势从后者口中收结黄四、李三、来保父子等一帮西门旧时跟班的结局[39]。如此一来，既符合人无往而不在他者话语中的现实情境[40]，又不至于中断小说叙述或遗失前文线索。

《西洋记》第八十九回插图，万历刊本

　　章回小说中，《儒林外史》对人物“结笔”的运用最是轻车熟路：权勿用归宿在陈和尚和陈木南的对话里收尾，支锷结局从潘三口中补出，潘三下落也由景兰江之言收结[41]。论者从不吝于激赏此书的讽刺意味，却多不察其伏脉于诸如此类的人物“结笔”中。譬如金东崖之子托人替考败露事由金氏补说，小说叙述既写金氏寻人替考之实，又写金氏自叙“小儿侥幸进了一个学，不想反惹上一场是非……真的假不得”。随后，小说复以“与匡二闻景兰江言潘三被拿一样笔法”，让董书办说出荀玫贪赃败落的下场，而就在董氏透露此事的前一瞬，金氏还在洋洋自炫承荀氏盛情“荐在匣上，送了几百两银子”[42]。如是遥遥相对或即刻现形的反差，滋生出令人会心的讽世力量，而此反差之所以形成，即源于言语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的拉锯力量，这完全倚赖于人物叙述与小说叙述的配合。职是之故，《儒林外史》的文本构建实在高度倚重了人物叙述的文本参与。假若抽离人物这一功能，小说必将分崩离析，讽刺意味亦将大打折扣。相似情形还可见于《鼓掌绝尘》，“花集”中骗财者结局由莲花寺和尚说出，“月集”中陈通的下落也从张秀传到陈兄耳中，再由陈兄道出[43]。学界素因《鼓掌绝尘》摹写不学无术之士而将之视为《儒林外史》“承前”之作[44]，就叙事方式而论，二书对人物“结笔”的自如运用亦若合符节。《鼓掌绝尘》处于白话小说由短篇向中篇过渡的阶段[45]，也映照出小说在篇幅延展、整体性需求升级之时，通过人物叙述的文本参与所能给出的应对策略。

天目山樵《儒林外史评》第二十九回评语，光绪刊本

三、 并进与分化：“文本参与”对小说立体性的拓展

 

　　小说作为文字的线性产物，难以摆脱“一张口难说两家话”的永恒焦虑。对此，除开“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插叙、倒叙等时空腾挪法，解决之道莫过于将一些线索交由人物叙述完成。《柳毅传》以人物叙述（洞庭龙王的讲述及其与柳毅的对话）呈现钱塘龙王斩杀泾河龙王的线索，小说叙述得以留在洞庭龙宫跟踪柳毅的言行和视角[46]。明清之际白话中篇《麟儿报》与此相反，书中几乎每逢新线索辄荡开一笔，如写幸小姐偶遇母舅宁无知，便倏地倒置时间，插叙宁氏卷金逃逸的前情，沿彼线索直述至二人邂逅才回归主线[47]。作者安排烦絮，读者兴味索然。假如邀请人物叙述参与文本构建，将宁氏前传改由幸小姐或他人忆出，创作和解读俱可事半功倍。

《柳毅传书》特种邮票，徐永生设计，2004年

　　人物叙述的文本参与不但有助于多线并进，更为重要的是，可催化不同线索的主次分化。一般而言，相对于小说叙述，人物叙述的内容较为简略，地位相对次要。这种多重线索伴随叙述层分化而发生的主次分流非常关键，它构成了章回小说一项核心的文体特质。孤标独立的文言章回小说《蟫史》之所以能够写成，便得益于人物叙述在文本构建中承担次要线索。甫一开篇，渔民沙小溜即自道其高曾辈、祖父辈及舅氏往事[48]，以人物所叙作为小说主线不可或缺的补充。

　　叙述层的主次分化，一方面导致了人物的主宾之别。观诸《三国演义》记叙刘、关、张出身的文字，刘备身世由小说叙述讲解，张飞“卖酒屠猪”、关羽“手刃势豪”的过往均为本人自报而出[49]，刘备为主、关张为宾的差序可见一斑。仿似人物长卷的《儒林外史》也对这种区分颇为敏感，全书仅在引介庄绍光和虞育德时采用了小说叙述。在这部人物叙述歧义迭出的作品里，以小说叙述“郑重”（黄小田、张文虎评语[50]）引出真贤士尤显必要。另一方面，事件的主宾之别也因叙述层分化而显现。以《金瓶梅》对三组关系的处理为例。地理空间上，小说以清河县生活为主，外埠事务为宾，故小说叙述聚焦西门府清河日常的主线，远至京城和江南的副线则泰半交由家厮讲述，如返自东京的来保汇报贿赂蔡京的经过，到杭州置办货物的韩道国遣胡秀禀报货船行程，在湖州采购丝绸的崔本讲述物色楚云之事等[51]，此其一。其二，生活构成上，以家庭生活为主，官府事宜为宾，故前者多由小说叙述，后者多从西门庆与帮闲的对话中写明。只见西门庆与白来创寒暄时自称“每日坐厅问事。到朔望日子，还要拜牌，画公座，大发放，地方保甲番役打卯”。又向应伯爵吹嘘近况：“我昨日来家，已有三更天气。今日还早到衙门拜了牌，坐厅大发放，理了会儿公事。”[52]其三，描写对象上，以西门一府为主，其他门户为宾，同样地，前者多由小说叙述，后者乃人物叙述之擅场，如月娘向其夫转述赴宴别府的见闻，或评说家宴之上的女眷来宾[53]。其他章回小说对于线索关系的处理事各有殊，但主次分化的方式大体殊途同归。有《儒林外史》“书中第一事”[54]之称的祭泰伯祠以小说叙述细写，庄绍光之侄修曹武惠王庙则由庄氏对少卿叙出[55]。《红楼梦》以小说叙述写宝玉挨打，贾琏挨打则特以膏药作引，付诸人物叙述：“贾赦打贾琏，在平儿口中补出，固省笔墨，但若特地来说，殊不得体，故以要棒疮药为由。”[56]由此可见，人物叙述的参与及其带来的叙事分层，得以在统合千头万绪的同时避免重复，辨明主宾。

　　上述诸例皆取自静态文本，文本的动态变化更能确证叙述分层与主宾分化的关联。崇祯本《金瓶梅》从“热结十兄弟”写起，辗转写到玉皇庙厂厅悬挂的赵元帅画像中的老虎，方由吴道官道出景阳冈虎患。不久，又由应伯爵向西门庆讲述武松打虎之事。对此，张竹坡的批评极有见地：“《水浒》本意在武松，故写金莲是宾，写武松是主。《金瓶梅》本写金莲，故写金莲是主，写武松是宾。文章有宾主之法，故立言体自不同，切莫一例看去。所以打虎一节，亦只得在伯爵口中说出。”[57]词话本脱胎自《水浒传》，开篇处脐带未断，仍以小说叙述写武松打虎，线索衔接处留有“按下武松，单表武大”等套语。崇祯本利落地将武松打虎完全悬置于人物叙述层面，确保小说叙述持续追踪西门庆及其周边人物。这是英雄题材让位于日常生活的标识之一[58]，寄寓着崇祯本修订者对小说题材需求及其相应文本构成的灵敏感知。与此同时，细辨词话本《金瓶梅》内部的变化，亦可见出人物叙述在文本构建中分量递增的痕迹。小说前两回因循《水浒传》处甚多，叙事线索在“武松—武大—潘金莲—西门庆”间依次轮转，各溯本源、书写现状，与《水浒传》用“却说”“不说”“且说”“只说”等套语追随人物、改换线索的方式相去无多。一俟脱离“水浒”母体，词话本就在自如运用人物叙述的坦途上纵辔驰骋开来[59]。花子虚忽被公差从酒席上领走事，即是由西门庆向吴月娘讲述的[60]。此举无疑保护了小说主线的发展进度，避免其因花氏被捕而致偏离。

　　借助叙述层次与主宾分化的对应关系，那些曾在人物叙述与小说叙述之间转换的线索地位陟降可谓一目了然。“武松打虎”在两版《金瓶梅》里经历了从小说叙述到人物叙述的变动，意味着线索层级的降格。反过来，脱化自《聊斋志异·水莽草》的《小豆棚·胡曼》一文，主角黎氏女以前者中的寇三娘为原型。寇三娘身死本末由祝生友人说明，黎氏女的情况则出自小说叙述。参照后续情节三娘被祝生强掳为妇、黎女主动身许私奔等差异[61]，改以小说叙述的黎女故事线索，地位确乎有所提升。

《小豆棚》卷首，上海申报馆光绪印本

　　以此复可回视“西游”故事的文本流变。《西游记》中闹过天宫的原不只孙悟空一人，狮子精也曾有同样的壮举。狮子精闹天宫“之所以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正如同《取经诗话》中在对话时交代猴行者偷吃王母仙桃的旧事也不曾给我们留下什么印象”[62]。《取经诗话》小字本首节佚失、叙事欠完，但据以法师为主线的结构安排（第二节为“行程遇猴行者处第二”，余存标题均是“入/到某处”），开头“很可能是叙取经缘起及玄奘奉敕、诸人饯行事”[63]，而未写及行者偷桃。《西游记》中狮子精闹天宫与《取经诗话》中行者偷桃之所以不受瞩目，原因即在于二事仅由人物叙述（前者在行者与小钻风的对话中引出，后者为行者途经王母池时自道）[64]，属于次要线索。照此而论，从诗话到小说，行者的“取经前传”呈现出从人物叙述到小说叙述的变化，与所在线索地位的提升相对应。与此呈消长之势的是唐僧身世的地位起伏。世德堂本里“江流儿”故事仅在几处韵文中闪现，这指向了两种可能：一是该故事早期仅存于人物叙述层，直到《西游证道书》才改由小说叙述，如此对应着人物叙述到小说叙述的转换，体现了唐僧身世线索的升级；二是如汪象旭所说，曾有一个包含该故事的古本，因“俗子不通文义”“任意割裂”[65]而面貌改易，至此方复其原，若此则对应于线索先降后升的过程，外化为从小说叙述到人物叙述再回归小说叙述的曲折经历。尽管两种猜想屡经争讼[66]，但由此揭櫫的人物叙述文本参与能力及其对应的分层关系，却是毋庸置疑的。同理可知，书中其他存于人物叙述层的“前传”皆有升级的可能，如曾发表自传长诗的小张太子[67]，假若一跃而为主要人物，其诗便可改由小说叙述细加敷演，而行者所述早先“专慕豪杰”、与牛魔王等“结为七兄弟”的经历，也有进一步铺饰的机会[68]。

林庚：《西游记漫话》，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世界书局2011年版

　　除了上述主宾分化，小说叙述与人物叙述的分层还时而蕴含明暗、常异之别。一些故事线索从不溢出人物叙述层，西门庆假公济私的案件办理大多如此，影绰神秘，仿佛暗箱操作之不可见光；贾雨村葫芦案、凤姐馒头庵嗜利插手等次要线索的内情也仅于人物叙述层推行，与主体线索分层并进[69]。此外，不少小说家偏爱在处理行侠场景时利用人物叙述。《红线》的高潮“盗取床头金盒”[70]、《儒林外史》叙“取人头”[71]及《镜花缘》记紫绡腾空而去[72]，均由人物语言绘写，这可能是小说家的藏拙之笔，也可能是为供遐想的有意留白。当然，这些分化本质上俱可归于文字的繁简之别。《红楼梦》中，小说叙述仅写凤姐送茶给黛玉，而当凤姐问及黛玉茶叶如何，在座的宝玉、宝钗也随声答复，“二宝答言是补出诸艳俱领过之文”；佳蕙与小红谈天时语涉潇湘馆的日常，“潇湘常事出自别院婢口中，反觉新鲜”[73]。总之，人物叙述与小说叙述的并进和分化，可令各类线索主宾有序、明暗交织、平中出奇、详而不繁。

《红楼梦》第二十六回脂批，甲戌本

余论

　　文本参与现象发掘出了人物超越情节的一面。借助人物的文本参与功能，小说家可以灵活连缀素材、自由串联情节，以重提旧事的“温笔”或作结前文的“结笔”屡屡隔空呼应和回归前文，维护小说的整体性。在此过程中，新开辟的人物叙述层能够有效避免对当下小说叙述层的干扰，而这种“去干扰”能力，又确保了小说多线并进的可能，满足了小说容量扩大、内容分层的需求，在不同文本或同一文本的不同发展阶段，有效区分各类线索的主宾、显晦、常异、繁简之别，终而拓展了小说的立体性。奥尔巴赫《摹仿论》尝论荷马史诗的“前景叙事”特色[74]，人物叙述的文本参与则能在前景之上实现多元层次的营造，只不过如何营造、效果如何，背后存在文化传统和文体特质的千差万别。从维护整体性到拓展立体性，古代小说人物叙述文本参与功能的不断完善，其实质是小说本体内涵的不断扩充。

奥尔巴赫：《摹仿论》，吴麟绶等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

　　在古代中国，人物叙述的文本参与还能在特定时刻调动伦理力量和细腻感知，强化小说的情感与思想深度。《杨思温燕山逢故人》的主人公韩氏曾在发妻义娘灵前许诺不续娶，却终而食言。小说在尾声增设了未见于本事中的人物艄公。韩氏与新妻行舟至江心，忽闻艄公唱起义娘旧作《好事近》。韩氏忙问“此曲得自何人”，艄公曰：“近有使命入国至燕山，满城皆唱此词，乃一打线婆自韩国夫人宅中屏上录出来的。说是江南一官人浑家，姓郑名义娘，因贞节而死，后来郑夫人丈夫私挈其骨归江南，此词传播中外。”不知内情的艄公轻描淡写，却棒喝般地唤醒韩氏的记忆和良知，使之“如万刃攒心，眼中泪下”[75]。这样的结局，与本事中义娘托梦、韩氏“愧怖得病”[76]的果报俗套相比，显然能带给韩氏乃至读者更为强烈的震撼。听到旧闻难掩愧疚、陷入感伤的韩氏，也比原先模式化的负心汉形象更立体了。这一从小说叙述转为人物叙述的微小改动，极大提升了人物形象和叙事格局，在文末弥漫起乱世离愁的哀婉氛围。

　　从魏晋到明清，小说诸般形态的嬗递彰显着人物地位的变化，而人物功能的深度发掘，反过来也使小说本体内涵的丰富成为可能。从以事件为中心、人物并非焦点，到人物各赋名姓、各具性格[77]，再到人物叙述文本参与功能的自觉及运用，人物经历了从承担行动功能到追求真人化效果，再到超越情节、开掘出更高层次文本功能的转变。实际上，人物的行动能力和文本参与能力、“真人化”和“功能性”并不矛盾。在成熟的佳作里，高度的真人化与功能化往往精绝地融合于同一人物身上，随物赋形而无迹可寻。总而言之，在人物叙述文本参与功能被发现、被运用的过程中，折射出小说形态的演变、叙述需求的更新乃至小说本体内涵的无尽探索，也酝酿并呈现着属于中国小说文体的精神特质。

注释

[1] Seymour Chatman, Story and Discourse: Narrative Structure in Fiction and Fil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107.

[2] 里蒙-凯南：《叙事虚构作品》，姚锦清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52页。

[3] 经典叙事学对人物的定义为：故事世界的参与者，更严格地说，指的是将叙述者和受叙者排除之后的叙述领域参与者。Cf. David Herman, Manfred Jahn and Marie-Laure Ryan (eds.),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Narrative Theory, Oxfordshire: Routledge Ltd, 2005, p. 52.

[4] 罗书华：《中国小说学主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第29页。

[5] 如詹姆斯主张摆脱重情节、轻人物的传统，将焦点从人物外部活动转向内心活动。参见卢伯克、福斯特、缪尔：《小说美学经典三种》“前言”，方土人、罗婉华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5页。

[6] 袁宏道参评、屠隆点阅：《虞初志》卷六，明末凌氏套印本。

[7] 李鹏飞：《试论古代小说中的“功能性物象”》，《文学遗产》2011年第5期。

[8][34] 李昉等编：《太平广记》，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719页，第2448—2449页。

[9][75] 冯梦龙编刊，陈曦钟校注：《喻世明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页，第427页。

[10] 如金圣叹所谓“禹王金锁法”。参见施耐庵著，陈曦钟、侯忠义、鲁玉川辑校：《水浒传会评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12页。胡适也征引李宗侗《读水浒记》，点明史进这类人物对连缀长篇情节的作用。参见胡适：《百二十本〈忠义水浒传〉序》，《中国章回小说考证》，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77页。

[11] 叶楚炎将《儒林外史》中连结不同人物甚至不同人物板块的人物称为“贯索人物”。参见叶楚炎：《论〈儒林外史〉中与科举有关的人际关系》，《文学与文化》2015年第3期。刘晓军指出此书“递入法”的三种方式：“通过旅途巧遇或重逢”“设置若干专门做牵引的人物”和“利用特定物体作道具”。前两种即人物连缀文本，后一种与前述“功能性物象”相关。参见刘晓军：《章回小说文体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01—302页。

[12] 书中骆红蕖、廉锦枫、魏紫樱、徐丽蓉与唐敖一行发生的几乎都是“救与被救”的关系，所遇之险不过恶兽大虫、强梁海盗之属，目的是引发诸位女子先后与唐敖相遇，以便串联诸人，聚遍百花。

[13] 涂秀虹：《元明小说戏曲关系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76页。

[14] 吴士余：《中国古典小说的文学叙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73页。

[15] 潘建国：《关于章回小说结构及其研究之反思》，《北京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

[16] 富有洞见的相关研究，如刘勇强指出僧道术士等超情节人物出现在“主体情节的外层结构层面”。参见刘勇强：《一僧一道一术士——明清小说超情节人物的叙事学意义》，《文学遗产》2009年第2期。此外，《儒林外史》《西游记》的评语、热奈特“元故事叙事”（热奈特：《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王文融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58—159页）、宋常立《中国古代小说的叙述分层》（《明清小说研究》1999年第1期）、李桂奎《论〈三国志演义〉之行文“重复”及其叙事效果》（《上海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薛海燕《次叙述层中的小故事在〈红楼梦〉中的功能》（《近代视阈下的明清戏曲小说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94—219页）等均论及叙述分层，但未专研人物叙述的理论价值及其对于小说文体的意义。

[17][18][19][20][23][26][29][30][31][32][33][67][68] 吴承恩：《西游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5—256页，第279—280页，第178—181页，第218—237页，第859—860、890、617页，第519页，第719页，第470页，第641页，第696页，第968页，第800页，第496页。

[21] 这种叙述可细析为“复述”。参见林莹：《中国古代小说“人物复述”的形态与意义》，《江西社会科学》2018年第7期。

[22] 如第二十五回赵范“将子龙前事一提”，第五十四、六十三、七十一回反复提及赵云、张飞的长坂坡一战，参见李桂奎：《论〈三国志演义〉之行文“重复”及其叙事效果》。

[24][41][42][50][54][55][71] 吴敬梓著，李汉秋辑校：《儒林外史汇校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32、350、358、361、625、639、657页，第658、240、247页，第358页，第426页，第570页，第507—508页，第164页。

[25][38][57] 兰陵笑笑生著，秦修容整理：《会评会校本金瓶梅》，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16页，第910页，第8页。

[27] 吴承恩著，吴圣燮辑评：《百家汇评本〈西游记〉》，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322页。

[28] 蔡元放增评：《西游证道奇书》“读法”之四九，清乾隆间九如堂刻本。

[35] 罗懋登著，陆树崙、竺少华校点：《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142—1154页。

[36] 参见熊明：《汉魏六朝杂传研究》，中华书局2014年版。

[37][39][51][52][53][60] 兰陵笑笑生著，陶慕宁校注，宁宗一审定：《金瓶梅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87—588页，第1323页，第307、第706—708、1066页，第410、505页，第1079、1083、1098页，第149页。

[40] 巴赫金：《1970年—1971年笔记》，《巴赫金全集》第4卷，钱中文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58页。

[43] 金木散人：《鼓掌绝尘》，大众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06、357—358页。

[44] 苗壮：《谈〈儒林外史〉的“承前”》，《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5期。

[45] 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98—399页。

[46][70] 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62—68页，第261页。

[47] 卜维义校点：《麟儿报》，春风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145—148页。

[48] 磊砢山人著，张巨才校点：《蟫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11页。

[49] 罗贯中著，陈曦钟、宋祥瑞、鲁玉川辑校：《三国演义会评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6页。

[56] 曹雪芹、高鹗著，护花主人、大某山民、太平闲人评：《红楼梦（注评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617页。

[58] 韩南正是从这个角度激赏《金瓶梅》：“从事件——从富有传奇色彩这一意义上说的事件——转移到了人物身上。”参见韩南：《中国小说的里程碑》，包振南等编选：《〈金瓶梅〉及其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4页。

[59] 《金瓶梅》前十回的叙述风格与其后的差异是整体性的，人物叙述的运用只是表现之一。又如“前九回基本上袭自《水浒传》，并未表现出《金瓶梅》作者对酒色的特殊兴趣与描绘。在第十回之后，故事逐渐进入《金瓶梅》作者的独创领域，对饮食的描写才逐渐细致起来”。参见郑培凯：《〈金瓶梅词话〉与明人饮酒风尚》，徐朔方编选：《金瓶梅西方论文集》，沈寿亨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0—51页。

[61] 参见刘建芳：《〈小豆棚〉研究》，河北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第17页。

[62] 林庚：《西游记漫话》，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0—31页。

[63][64] 李时人、蔡镜浩校注：《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校注》，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页，第31—33页。

[65] 刘荫柏编：《西游记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600页。

[66] 参见陆静二：《有关〈西游记〉的几个问题》，《西游记人物研究》，（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版，第34—35页。

[69] 这个问题林莹《〈金瓶梅〉的公案因素容受方式及其小说史意义》（待刊）有详细论述。

[72] 李汝珍：《镜花缘》，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85页。

[73] 朱一玄：《红楼梦脂评校录》，齐鲁书社1986年版，第367、374页。

[74] 参见奥尔巴赫：《摹仿论：西方文学中现实的再现》，吴麟绶等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6—7页。

[76] 洪迈：《夷坚志》“丁志”，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6页。

[77] 如《阳羡书生》情节吐纳套叠，其中人物只以书生、女子、男子、妇人称之，“相当多的魏晋志怪小说对怪异事物或事件的兴趣似乎超过了对人物的兴趣……人物本身还不是作者写作的目的”，“小说中心向人物的自觉聚焦在唐代”。参见刘勇强：《古代小说的人物设置问题》，《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小说文体发展史”（批准号：11&ZD106）成果。

*文中配图均由作者提供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新媒体编辑：逾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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